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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智慧)对于现代人生的意义

2015年11月10日 11:17:36 来源: 作者: 字号:TT

一、传统文化的精髓。

Robert Maynard Hutchins说,“没有什么宝藏能与我们的传统相媲美。中国传统文化是东亚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血脉。

我国古代有很多与教育相关的论述。《左传》:“橡树有皮,人而无仪,必死无疑。”《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滕文公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宜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采之始迭。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予)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离娄下》: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还有如《周易·坎》《周易·困》《诗大序》《周易·系辞下》等等,太多与教育相关的论述,给今人以智慧启迪。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三玄、四书、五经。

参考文献:楼宇烈,《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述而不作、理念相通的两个特点使得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汇聚成这几部具有根源性影响的著作。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周易》、《三礼》、《书经》、《诗经》,还有《春秋》(三传)。加起来共十二本。在这十二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五经里面的《周易》,跟三玄里面的《周易》是相重的,那么减掉一本,等于十一本。另外,四书里面的《大学》和《中庸》其实是《三礼》里面《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如果把它再放到《礼记》里面去,那么又少掉两本,等于九本,这九本书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下面按时间顺序:介绍三玄、五经、四书。

(一)三玄要义

魏晋南北朝时,为了反对当时已经僵化的象数之学和制造出无数假孝廉、假道学的名教,思想家们从《周易》、《老子》、《庄子》中汲取营养,开创了玄学一派。

不易、变易、简易——义理之《易》

魏晋玄学的根本依据就是三玄,《周易》、《老子》、《庄子》。玄学家认为易这个词,其实包含了三层意义:不易、变易、简易。不易是什么呢?不易是指一个根本的秩序和原则,所以《系辞》里面一开始就讲,天地上下确定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确定了,这就是一种不易。但是,这种不易又不是那种机械的固定的不易,而是在变化中的永恒。所以《周易》又讲了许多阴阳、刚柔等变化的过程,这就是变易。万物的变化虽然繁复,但天地却从不去干涉它,一切顺自然而发展,这就是简易。所以《系辞》里指出,简是天之德,易是地之德,简易是天地之大德。另外,《周易》还包含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品德。比如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就对中国人影响很大。总之,《周易》是中国许多根本思想的源泉,历代对《周易》的注释数不胜数,思想家们都通过对《周易》的注释来发挥自己的见解。曾仕强先生注解《易经》时,对卦象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可供自学者参考。

道法自然——《老子》的智慧

三玄里面的第二玄,是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的核心就是自然无为,自然是强调尊重事物的本性,无为是强调不要以人的意志去干扰事物发展的方向,应该因势利导地去做。所以无为不等于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地引导,是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认为,如果遵循了万事万物自然发展的规律,那所做的事情自然就会取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又不是那种有为的成功,不是通过干涉什么、改变什么得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得来的,谁都不会感到不舒服。而获得成功的人呢,自己也不居功自傲,正所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个方法应该说和儒家是正好相反的。

逍遥游——《庄子》的精神

《庄子》也是道家的一部经典,但是《庄子》跟《老子》的思想,有很大不同。《老子》是非常收敛的,所以在《老子》里面有这样的话,叫做“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我要得到你的东西,就要先给你,这是以退为进的。而庄子则非常张扬,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地展现,他追求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逍遥。

怎样才能得到这种逍遥呢?庄子说要“齐物”,强调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差异,所有的差异都只不过是相对的。你说大,你大得不得了,还有比你更大的,相对于比你更大的,你又是小的,所以大小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实质区别的。因此有的时候就可以有一种自我安慰,我小啊,我小还有比我更小的呢,跟比我还小的比我还大呢。所以常常讲中国人有一种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很多就是来自于《庄子》。

怎样才能逍遥呢?庄子强调是“无以人灭天”,不要以人为的东西来改变事物的天性、本性。所以《周易》、《老子》、《庄子》,也成了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里的根源性典籍。后来的人通过发挥书中的思想,来阐明各自的主张。

(二)五经要义

汉代是五经地位确定的时期。在汉武帝时,国家专门设有五经博士,也就是把五经提到了一个指导整个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高度。

一是不学《诗》,无以言。五经里面的《诗经》最初应该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时,就说了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认为学了诗以后,就能够懂得怎样遣词造句,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二是不学《礼》,无以立。《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三部分。《仪礼》就是讲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规定了不同的等级应该遵循的礼。《三礼》的第二部叫《礼记》,它实际上是来解释《仪礼》的,它包括了《仪礼》中最基本的内容,同时从理论上进一步来阐发为什么要运用这样一些礼?这些礼都包含了什么样的意义?起什么样的作用?还有一部书就是《周礼》。

《礼记》谈到了许许多多具体的礼的问题,其中有六个方面的礼是最根本的。首先是冠礼,冠礼就是成年礼。男子二十就要给他戴帽子,女子十五就要给她及笄,及笄就是上头,插上一个东西,这都属于冠礼。冠礼就是说明你成年了,成年了就要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负责任了,因此就举行这个仪式告诉你应该担负起一个成年人的责任来,不能再像小孩子那样随便了。第二个是婚礼。按照《礼记》的说法,婚礼是合二姓之好,就是把两个姓结合在一起,然后好延续子嗣。所谓延续子嗣也就是延续人类,因为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不是个体的生命观念,而是一个族类的生命观念。也就是作为每个个体来讲,有生就必有死。死了以后也不会再生的,不像佛教讲的有轮回。但是他的生命也在延续,怎么延续呢?就在子女的身上延续,因为子女跟父母血脉相承,所以子女的生命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中国人最重视这个,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这是生命的延续问题,要不然生命就没有了,就中断了。第三个是丧礼。比如守丧要守三年,为什么?因为从父母生你下来到你能够相对独立活动,这个时间要三年。所以你要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应该守丧三年。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我们要非常慎重地对待人的死亡,并且不断地去思念他,这样民风才能够归于淳朴。这个话实际的含义是要教人不忘报恩。所以我常常讲,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报恩的话,大概就不能算是一个人了。知恩报恩是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品行,丧礼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体现了一种对父母的知恩报恩。第四个是祭礼,祭礼是祭天地日月、山川河流。从某种角度来讲,这表明中国人有一种自然神的崇拜,认为不管是天地日月、高山河流都有神,山有山神,河有河伯,等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报恩的思想。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靠这些东西来生存。所谓天生之,地养之,天地万物养育你,你该不该祭它?第五个是聘礼,或者叫朝聘礼,就是聘用人的礼节。这个礼,我们现在很忽视,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聘用一个人时,在他工作的部门里给他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其实就是告诉他,他的责任是什么。同时也告诉大家,这个人来是做什么的,大家才好去配合他、监督他。朝聘礼中其实也包括了解聘礼,解聘也需要以礼相待,不是说炒鱿鱼就完了,或者说退休了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很多学校为学生办的入学典礼、毕业典礼都属于朝聘礼这个范围,但是我们往往都弄得很草率、很简略。其实入学典礼、毕业典礼,在很多学生来说是一辈子都难忘的,学校要如国外一样重视起来,做到以礼相待。第六个是乡射礼,过去就是指一个村子里面,能够体现尊老爱幼这样一种文明风气的礼仪。现在社会强调建设社区文化,就可以把这个乡射礼现代化一下。这六个基本的礼非常重要,对我们现在来说也很有借鉴意义。

三是帝王之学——《书经》。《书经》是上古历史文献的一个总集,里面的内容除了一些传说中夏代和商代的文献外,大部分是周代政府的公告,这些公告总结了夏商两代兴衰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总结了前两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周代的政府公告中就非常突出地提出了“民为邦本”这样一个思想,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是最根本的。一个国家能不能兴旺,能不能巩固,关键要看你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因此周代的公告都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首先要修德,只有德行高尚,才能够获得上天的保佑。应该说,《书经》里的这些思想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以人事为根本,这也就奠定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根基。

四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春秋》

《春秋》实际上是一部编年史。西周没落之后,周平王东迁,历史上称为东周。东周包括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春秋,一个战国。《春秋》这部经记载的就是春秋这一个时期的历史。但是《春秋》只记载了某年某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没有展开叙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人为此对《春秋》又进行了注释,形成了所谓的《春秋三传》。

《春秋》经相传是孔子所删订的,而且传说孔子在删订《春秋》的时候,下笔是非常慎重的,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都表明了孔子对事件,对人物的一种表扬或者批评。后来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特点就是秉笔直书,不避讳历史上的事件,这个事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肯定就肯定,该批评的就批评。所以春秋笔法是乱臣贼子见了都害怕的。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春秋三传》第一部就是左丘明《左传》。《左传》的特点是以记事为主。《春秋》经里记载某年某月发生的某一件事情,《左传》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详详细细地叙述出来,所以左传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注释。另外两部,一部叫做《公羊传》,一部叫做《谷梁传》,这两部不着重于史实方面的讲解,而是注重讲解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和它告诉人们的经验教训。汉代特别重视《公羊传》,像汉代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他们特别注重发掘《春秋》里所包含的那种“微言大义”,就是说在《春秋》简短的语言里,其实包含了非常深刻的道理。所以汉代人在断狱的时候,都要参考《春秋》里记载的类似事件,看它在《春秋》里面是怎样被解决的,怎样被判断的。然后再按照这个来判断,这在汉代就叫“春秋断狱”

所以说《春秋》在汉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治国理念的形成上起过很大的作用。

五是宇宙的奥秘——象数之《易》

《周易》也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从现在一些地下发掘出的资料来看,《周易》中经的这一部分,形成较早,应该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古人占卦的时候所留下来的那些卦辞、爻辞,并经过筛选和编辑,文辞古奥,主要用于占卜。而真正发挥《周易》思想的十传,即所谓的易传,大概是到汉代初年才最后形成。

综合《周易》的经和传来看,它大致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周易》六十四卦卦图的品格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个是象,就是卦象,比如乾卦就是六条直线,坤卦就是六个断线,这就是象。第二个是言,言是指卦辞和爻辞,对每个卦都有相应的卦辞和爻辞。比如乾卦,“乾,元、亨、利、贞”这句话就是它的卦辞。爻辞呢?第一爻就是初九,潜龙勿用。第二爻是九二,见龙在田。然后是九三,夕惕若,历无咎。九四,或跃在渊。九五那是飞龙在天了。那么第六爻,上九呢?上九就是亢龙有悔了。卦辞和爻辞合起来就称为言,有象就有言。第三个是意,就是指每一个卦象以及它的卦辞、爻辞里所包含的意义。所以,《周易》包含了象、言、意三部分内容。

(二)四书要义

在隋唐时期,人们都去追求佛教或道教,对儒家的思想反而淡漠了。宋代的理学家因此受到触动,认为这都是因为儒家只讲具体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而没有一个很深奥的理论体系造成的。因此他们就要为儒家寻找一个复杂的理论依据,就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如何达到至善之境——《大学》

理学家通过考证,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他同时也是曾参的弟子,而《孟子》又是子思弟子的弟子孟子所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儒家完整的传承系统。从时间上来讲,《论语》第一,是孔子作的,《大学》第二,是曾参作的,《中庸》第三,是子思作的,《孟子》第四,是孟子作的,他们将之统称为四子书。

但是从内容上来讲,理学家又觉得,《大学》是入门书,因为《大学》还是讲具体的道德规范的。《大学》讲什么,简单讲就是“三纲八目”。

所谓三纲,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是人的三个最根本的追求目标,所以称为三纲领。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之前要做准备,准备什么呢?八条目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整个《大学》就是围绕这三纲八目来展开的。最高理想是止于至善,通过明明德,明自己的德性,然后不断地新民(原作“亲”,通“新”),就是说让民众都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最后一起达到至善。

八目中,核心的条目就是修身,前面的四个步骤,是为了修身,后面这三个是修身以后所要实现的目标。所以《大学》里面讲,“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不管天子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都要以修身为根本。修身要先正其心。

为人之道——《论语》

《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入门,然后具体的又该怎样去做呢?这就有《论语》中提出来的那些具体的道德规范作为参考。

《论语》的核心,其实就是仁。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按他自己的话来讲,是“礼崩乐坏”了。那么怎样来挽救这个礼崩乐坏的危局呢?孔子就强调要通过人的自我修养来恢复对于礼这种规范的遵循。

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即主动地克制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仁的意义。所以孔子提出来的仁是倡导一种道德的自觉。同时,仁如果具体来讲,又是分散在各个方面的。所以孔子回答什么叫仁,答案是多得很。他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来告诉对方,什么叫做仁,通过仁来规范这个人的各种行为。

完美政治——《孟子》

到了孟子那儿,又把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推演,成为了“仁政”。仁,不仅仅是每个人自我修养时应当自觉遵守的规则,同时也成了一个治理国家的根本理念。

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要以礼乐教化,而不能够用强制的、暴力的手段,要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实行王道主要的措施就是要置民恒产。孟子认为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而且有保障的财产,就不会有恒心,即“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恒心,国家就不会稳定。

置民恒产在当时讲就是给人民一定的土地,让他们都拥有自己固定的财产。所以孟子常常想象着这个仁政的结果是百亩之田、五口之家,小孩子有人抚养,老年人也有肉吃,并且不必担心强权的剥夺。这样当然就是一个比较美好安定的社会了。

最高的德——《中庸》

道德自觉了,政治安定了,就有了达到至善之境的基础。什么是至善呢?就是中庸。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认为中庸这个品德是最高的。孔子讲过,“中庸之为德,至矣,民鲜久已”。中庸这种品德是最高的,老百姓能够这样去做的已经很少了。

《中庸》这本书就着重探讨了中庸这个品德的内涵。中庸这个德是什么样的德呢?它有两个根本的意义,一个就是中,即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恰如其分,也就是要掌握一个度。中庸的庸是通常的意思,也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可以反过来讲“用中”,即我们要“用”这个“中”,“中”可以说是一个常道。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还讲一个概念,叫做和。跟“中”一样,“和”也是恰如其分的意思。所以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了,而且是恰如其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对了。儒家还有句话,“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为贵”并不是说和和气气,这个“和”就是指用得恰如其分。

《中庸》的另一个根本意义就是“诚”。我们现在都在讲诚信,《中庸》就把“诚”这个概念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诚”是什么?天之道!“诚者天之道”。天是最讲诚信的,“四时不忒”,四季不会错位,不会不来。春天过去一定是夏天,夏天过去一定是秋天,秋天过去一定是冬天,这个规律是不会变的,这是天道,天道就是这样的诚。那么人呢?人就应该效法天的诚道,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句话在《孟子》里也讲过,孟子讲“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说法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

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德配天,德侔天地,这是最高的。孔庙里面写的就是德侔天地。所以天人合一,其实讲的就是这种德的天人之间的合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德行上面的天人感应。你的德行跟天一样了,天就保佑你,你德行达不到天的要求,天就不保佑你,所以人的品行跟天的品行是互相感应的。人道应该向天道学习,天之道讲诚,人之道也要讲诚,以人道的诚之德去配天道的诚。《中庸》里这个诚的思想的提出,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气质。

二、中国思想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探讨。

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所共同面临的急需解答的现实问题。因此按照时代发展的需要,能否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这一问题,便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继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产生实效,则它的价值、功能、地位就都没有着落,它的继续发展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沈壮海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研究》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入探讨,其思想之敏锐,观点之新颖,论证之深刻,为同类著作所不多见,读后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下面是书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观念,从教化的个体和政治效用,有效教化的实际运作和施行,有效教化的环境、途径、方法、原因等方面的介绍摘录。

1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观念

对于教化及其有效性探讨最多的,当数儒墨两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孔子教化实践之成效,颜渊曾有“欲罢不能”之论。孔子将教化成效实现的可能性,奠定于人性可易的认识之上。孔子从多个角度揭示了有效教化必须遵循的运作规则: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孔子还看到了教化有效性的批判应该坚持的长期性、多方位性,所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等等。

孟子也是对为政之道的整体设计中来构建他的教化论。将“四心”、“四端”作为教化有效性实现即个体良好品德形成的内在根据。强调为政者身体力行:“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强调教化有效性的具体简约性:“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这两方面反映了孟子对孔子教化方法论的继承关系。

荀子结合自己的“礼义”立国论,打出了“礼仪教化”的旗帜。与孟子“人性善”相反,荀子提出“其善者伪也”。他将“善”视为后天之功,正是教化对象“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才与“乐”存在个体心理结构的同构关系,“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修生自强”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靡使然“的作用强调了教化环境注重“择”友、“择”师等的重要性;“人之所积而止矣”强调教化有效性实现的长期性。

墨子在其言行中处处表露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使命意识。“以学为无益也,教,悖”、“非人者必有以易之”,否则“若非人者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火救水也,其说将必无可焉”。

儒墨两家对教化效用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

2秦汉至明清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观念

自秦始,中国社会进入封建主义时期。

秦代。吕不韦《吕氏春秋》以兼容并包之势,对教化有效性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教化的个体效用方面,在《尊师》中“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它强调“师”在有效教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师化的有效性源于师所具有的“尊势”,“位尊者其教受”。它看到了教化关系的实际情况与有效教化之间的关联,“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它坚决否定强力的教化作用,认为“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它认为教化之效还源于“因”,“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充分利用教化对象身上所本有的种种可能性、主动性。它还认为,教化的有效性,源自教化对象接受能力的相适应,否则,“说者虽工,不能喻矣”。

汉代。汉淮南王刘安集门客所撰的《淮南子》。它看到了教化对教化对象、教化者利益与需求的满足价值,认为“体道者逸而不穷”,“君子修美,虽未有利,福将在后至”。是否“得于中”,直接关系教化成败。

唐代。韩愈认为,教化之现实效用是有其范围的,性在上、中之上者,教之可化,但对于性在下品之人,只可制,而不可教。

宋代。南宋朱熹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恢宏气魄,成为程朱理学的完成者,将儒家的教化论推向了相当完备的形态。朱熹以教化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为据循序施教视为有效教化的前提条件,主张以教化对象年龄、心理及接受能力的不同,合理安排教化内容。

明清。王阳明从主观唯心主义的角度改造程朱理学,构建起了“心学”。主张因人而教,反对照搬教条。李贽认为,教化之效确立于尊重个性的基础上。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思想家们对有效性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从整体上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表现出了如下特点:人性论仍是人们探讨教化有效性的主要基石;在教化效用方面注意到了教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效用及个体发展效用,且对教化的经济及个体效用尤其重视;在教化实际运作方面强调对个性的尊重,对个人利益需求的尊重和满足,强调结合功利目标的实现来推行教化,对现在教育工作者仍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沈壮海老师的书,像《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等,都是非常优秀的书籍,在国内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沈壮海老师的书刚拿着就有点看不进去,但慢慢读下去,你会发现,那是一份清凉剂,让你在烦热的环境里能静下来;那也是一块上好的口香糖,让你越嚼越有味道。为什么看不进去呢?仔细想来,是因为开始时心很浮躁,对于理论性的东西是非常排斥的。所以,那时你还未读到书里去,还未入定所致。而当你真正去读的时候,里面的文字,就像很灵性的东西,能与你在思想上慢慢地进行交流,并且,你逐渐慢慢折服于文字的说理能力和所表达的深邃的思想。你不由衷去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而继续读下去,甚至希望能一鼓作气看完。这时你才会体会到作者的功底和文字的魅力。我的体会里,还多了些受作者思想气势感染而产生的一种酣畅。其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文化视野,以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范式和独立品性的定位,我认为已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先河。其文字表述之精确,说理能力之高超,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很多时候信手拈来的一段话,你将会发现他都是自成段落的,脉络很清晰,逻辑性很强,以及对中外文文献简直就是随手拿来,很值得我们学习。

三、对现代生活的意义。

国庆游览白鹿洞书院,有三个地方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其明训堂指出读书之法:“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天下读书人提出劝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书院遵循的教规: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二是“正学之门”。从状元桥往里面走,还是很有感觉的。三是“吾与点也”。准备离开时,在出口的河中石头上,刻着“吾与点也”四个字,可怜我学识浅薄,孩子问我这四个字的意思时,始终不得其解,无法回答,当然也有点无地自容。后百度才知其意。

近期与武大文学院一家长聊天,谈及《弟子规》等经典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我坚持认为要培养好孩子,就是两条,让孩子自信和养成好习惯,《弟子规》等经典确实可以给予大家以好的行为指引。

学经典,爱经典,接受经典,传递经典。好的书籍给人以智慧启迪。个人认为有三个现实效用:一是懂得治国理政做人处世为学的道理;二是指导治国理政做人处世为学的方法;三是为当代人治国理政做人处世为学提供借鉴。在当下国人仍然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传统影响,但又逐步追求个性化和自我实现,追求幸福感和满足感的时代,如何修身,如何齐家,如何报效祖国,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值得大家思考。

现代社会之病态。王阳明《答顾东桥书》的记录与当今社会非常相似。“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忿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600年前,王阳明有此感慨,21世纪的今天,他当时的论述“圣学暗、邪说张”,人们追逐功利的社会现实与今天又是多么的惊人的相似!所发的感慨又是多么振聋发聩。然而,即便社会现实一直如此,社会却一直在进步。良知的光芒,就像风雨中的灯光,飘摇而未息。无论环境多么黑暗,天理就像埋藏在人心的种子,终会破土而出。

武汉大学于亭教授在讲到传统文化于现代人生的意义时,给出的建议归纳为:知耻。忠孝。义利。穷达。慎独。

知耻。《论语·子路》“行已有耻”、《礼记·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忠孝。《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汉代刘向《说苑·臣术》:《说苑·臣术》:“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夫荣辱者,祸福之门也。何谓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论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於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解,数称於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引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然而敢犯主之颜,面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贪禄,营于私家,不务公事,怀其智,藏其能,主饥于论,渴于策,犹不肯尽节,容容乎与世沈浮上下,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中实颇险,外容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而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而匿其美,使主妄行过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反言易辞而成文章,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朝廷,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持招国事以为轻重于私门,成党以富其家,又复增加威势,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言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入则辩言好辞,出则更复异其言语,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伺侯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

义利。《礼记·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穷达。《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

《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慎独。《礼记·大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赌,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于教授还建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寻求发展空间。在何伟著《寻路中国》中,传统观念、现代生活给我印象深刻。何伟说,“中国人的生活节奏太快、竞争压力太大,以至于人们互相之间难以优雅面对——至少不是一直彼此友好。”但“无数中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机智、坚韧、无畏,令我备受鼓舞。人们不必担心自己是否拥有必要的技能,也不怕面临的全新挑战,他们只是尽自己的全力做到最好。这种品质深刻地影响了我,看到周围的中国人都那么卖力工作,我也被带动起来,更加努力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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