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14万亿元，较2004年末的12万亿元增长了16.5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率（储蓄/收入）在波动中逐渐上升，一直保持了非常高的趋势。2004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4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人每挣100块钱，有40多块钱被存放在了银行或购买了其他债券等资产。与高储蓄率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很低。2004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下降到了只有52%左右的水平。与中国的高储蓄率相反，美国的储蓄率下降到了只有1%左右。就是说，美国人每挣100块钱，就要花掉99块钱。

　　想说花钱
    不容易影响一个国家居民储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得要从储蓄的目的谈起。虽然人们储蓄的动机可能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主要是为了将来的花销。打一个比方，这就像在一个地区建一座水库一样，雨季时利用水库储存水，而天旱的时候再用来饮用或灌溉农田。如果一个地区雨量充足，且一年当中雨季的分布是非常均匀的，那么，这个地区修建水库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储蓄就如同水库的作用，是用来协调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关系，也即把当期挣得的收入积攒下来用于将来的支出。将来的支出有些是不确定的，有些是确定的。如养老的生活费和子女上大学的支出都是逃不掉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像疾病之类的意外支出也可能会发生。总之，教育体制的改革、医疗体制的改革、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等等，都迫使中国的居民为了将来的支出而大量地储蓄。社会福利的提高、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改善等，都可能会降低人们储蓄的意愿。总体来说，在全球当中，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居民的储蓄率要低很多。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美国和欧洲居民的储蓄率比较低，与它们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

　　节俭的悖论
    凯恩斯理论认为，收入越高，人们的边际储蓄率——即每额外挣得的1块钱当中被存起来的钱——越低，这样，收入越高，平均的储蓄率也越低。经济越落后，收入越低，尽管储蓄的总额可能不高，但人们的储蓄率可能会更高。当然，除了经济因素外，文化与习惯等也可能对储蓄率有重要的影响。过去，中国人习惯于“养儿防老”，现在则更倾向于增加自己的储蓄来减轻子女未来的负担。这会使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养老而多储蓄。高储蓄率为中国的资本形成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高储蓄率可能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在韩日的工业化过程中，它们的储蓄率也曾达到30%以上，这为韩日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支持。但是，长期的高储蓄率也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储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会让宏观经济遇到很大的麻烦。如果储蓄的相当部分不能转化为资本形成，那就意味着有很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销售出去，而形成企业的库存，结果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和企业亏损增加。经济发展需要储蓄，而储蓄过多又会导致经济衰退，这就是“节俭的悖论”。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1997年期间的通货紧缩，还是近两年出现的石油等资源价格大幅上涨，这两种现象的产生都没有造成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

　　让储蓄之水流动起来
    银行里的储蓄款——就像水库的水一样，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循环过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即在一个时期，把多余的钱借给收入相对支出不足的人来使用，这样才能提高储蓄的使用效率。否则，就成了不流动的“腐水”。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中国金融体系累积的存差在2005年底已达到了9.2万亿元人民币。虽然造成巨额存差的原因很复杂，但巨额的存差表明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被积淀，没有流动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所说的“剥离不良资产造成了存差”，就是一例。另外，中国金融市场的相对落后，也是造成储蓄之水难以有效流动的原因之一。
　　只有把所得转化为消费，才能真正提高国民的福利。储蓄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叫“节欲”。节欲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节欲”表明，人们之所以要储蓄，并不是没有花钱消费的欲望，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各类支出使得人们不敢花太多的钱。要降低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和金融体系的巨额存差，首先要让人们敢花钱，这就需要完善我国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其次还应该改变人们主要将钱存在银行的状况，这需要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