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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讲述自己和大学辅导员的故事

我要评论(0) 字号:T T 2015年10月15日 09:15: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河南科技大学招聘8名学生辅导员,竟有近300名硕士生报名应聘;上海师大14个学生辅导员的名额,引来23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竞争,甚至还有“海归”和博士后。最近,本报陆续报道了一些高校辅导员岗位受热捧的消息后,有人提出质疑,是不是硕士、博士就能当好辅导员?那么,什么样的辅导员是好的辅导员,当今的大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辅导员?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张保庆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他对自己的辅导员感情很深,他告诉记者,大学辅导员对他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下是张保庆的回忆:

从我的经历来说,大学辅导员对我生活上、政治上的影响和关怀都很大,对引导我过好大学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到了大城市,进了高等院校,对我来讲是一次人生的转折,眼前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我一方面感到豁然开朗,另外一方面,也深感有许多事不懂,特别是大学生活该怎么安排,到大学以后怎么要求自己,怎么和周围同学处理好关系……这些都是我需要学习和思考的。

我在大学先后碰到过3个辅导员,他们在不同方面对我帮助都很大。

我的第一个辅导员叫张万科。当时他很年轻,可能还不到30岁,穿一身蓝色的中山服,平头,口才也不错。那时的辅导员没有架子,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给我的帮助是很全面的。生活上,对我非常关心,政治上也始终鞭策我、督促我。

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家里很穷啊,上学的盘缠是靠我母亲流着眼泪东挪西借凑起来的,到了大学之后需要申请国家助学金。

那时的助学金有三个等级:一等18元;二等15.5元;三等12.5元,而大学生每月的生活费是15.5元。到学校之后我根据家庭情况申请了一个三等助学金。这意味着我每个月生活费还缺3元,需要家里补贴。没有想到,两个月后,辅导员张万科就找我来了,他见我面说:“张保庆,根据我们对你家庭困难情况的了解,你应该申请一等助学金。”我没好意思说话,后来是辅导员自己跑去把我的助学金从三等改为了一等。

从此,我每月能拿18元的助学金,扣除了15.5元的伙食费外,还能余下2.5元,可以买点日用品。就这样,靠着国家助学金我走过了大学时代,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这件事看起来很小,但是让我感到辅导员对学生体贴入微、对学生的观察很仔细、对学生的责任心确实很强。学生思想上有些活动,不用自己去找辅导员,辅导员会及时来找你。这种负责精神也直接影响了我,在我后来的工作生涯中,我把对人的关心、对下属的关心,始终当作一件很大的事情来考虑。

因为家里穷,我来北京上大学时,带的是母亲手做的一床土布被子、一身土布衣服。在学校,我们睡的是木板床,到了冬天,我的被子基本上是垫一半盖一半。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没有回家,辅导员到宿舍来看望大家。他刚刚坐在我的床上,立即惊讶地站了起来,“咦,这床上怎么没有褥子呢?”后来他知道是我的床便立马追问时,我回答说:“我本来就没有褥子。”辅导员知道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走了。第二天,他买来一床棉褥送给我。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老师的爱心,感到了温暖,并把老师的这种行为当成自己的榜样。而且,还觉得自己如果不把学习搞好,不好好做人做事,就对不起老师。几十年来,不管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忘记。

我到大学之后,承担了一些社会工作,担任过系里的学生会主席、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我是贫困学生,对党的感情很深,发自内心地认为没有共产党,我就上不了大学,于是对社会工作很努力。但因为“过于努力”,有时分寸掌握不好,往往对同学要求过严。每每出现这种情况,辅导员都帮助我仔细分析,告诉我哪件事为什么这样做是对的,哪件事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有时候工作偷懒了,辅导员一旦发现,批评也很严厉。

举个例子。我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有个特点,大城市的孩子多,女孩子多。当时学校经常要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劳动。我是个农民的孩子,看到一些城里孩子干活娇里娇气就很不耐烦,就嚷嚷,有时还公开点名批评。

辅导员在一旁观察到了提醒我说:“你这样做可不行,让学生参加劳动本身就是锻炼,应该允许有个过程,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对同学的态度,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冷眼看待。”这些批评都是很尖锐的,也都起了作用,后来我们整个班级的团结都搞得很好。

那时候辅导员做学生工作不是哄,也不是捧,而是严格要求,有问题就批评,有时还批评得很厉害,一点都不留情面,那种爱是一种真正的爱。

记得有一次,班团支部在讨论发展一个同学入团的时候,支部书记有不同意见,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支部书记很不服气,告到辅导员那里去了。辅导员问清了情况之后批评了我,他对我说:“人家是团支部讨论,你不过是列席参加,也是群众中的一员,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但也应该允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应该允许讨论。你不能干涉人家,更不能用你个人的意见代替别人的意见,而且在你支部会上当面批评人家也是不对的,你可以下来以后同支部书记交换意见。这才是正常的工作方法。不能因为你是系里的学生干部,就以势压人!”他给我讲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千万不能急躁,一定要注意方法。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方法,好的工作愿望也实现不了。

这些事情对我后来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学会了尊重别人,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下允许别人有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在政治上,辅导员给我指导是很具体明确的,但也是很严格的。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递交了入党申请,辅导员几乎每个月都要和我谈话,特别是在入党动机上,反复找我谈话,让我明白一个党员在政治上的标准。我不觉得这些谈话是形式主义,也不觉得不断提出的要求是多余的,反倒是觉得辅导员每和我谈一次话,我都很有收获,使我进步很快。在入大学的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6月,我被批准入党,成为我们年级的第一个预备党员。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辅导员和我们分开了,但辅导员始终教导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正派做人,都要守住自己的人格、良心。我记住了辅导员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背自己人格、良心和道德的事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投机取巧、落井下石的事情,在一些大的风浪中,我都坚持自己的判断。

辅导员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在很多方面超过了我的父母。特别是大学初期,正是年轻人确立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时候,非常需要这样的帮助。所以我认为,辅导员制度是很成功的,我终身都不会忘记辅导员给予我的教导、帮助。

[责任编辑:王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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